乡村，是古老中国的故乡意象，也是转型期中国的疼痛症结。
去年春节期间，当“返乡体”这种书写文体开始大规模进入人们视野时，一篇名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下简称《乡村图景》）的文章也在其中。与同时期诸多尝试用犀利笔尖挑破乡村面向、得出“凋敝”结论的“暴露文学”相比，这篇直接面对乡村亲人的观察显得十分特别和真诚，它在怀有极大温情和同理心的基础上，进行了学理性的严肃思考和剖析，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也可以想见地，在通过新媒体传播后，这篇文章一度引发了全国乡村问题大讨论。后来，还被中央电视台拍摄了纪录节目《家在丰三村》。
这幅“乡村图景”的观察者和作者叫黄灯，她是一个农村儿媳，同时也是一个女博士，从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广东金融学院任教。因《乡村图景》一文的机缘，她得以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丈夫的亲人和自己的亲人，审视自己的思想路径和多年以来从未中断过的乡村关注、乡村表达。今年初，她将所有的思索和书写汇成了一部《大地上的亲人》，这部26万字、横跨湖南湖北三个村庄的沉重之书，负载了更细微的“家史”和更曲折隐微的人间情绪。
黄灯
《大地上的亲人》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在黄灯之前，作为一种文体的乡村观察和非虚构叙事早已出现并诞生了自身的经典，如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等皆在其中。知识分子将自己出生长大的村庄，往往作为了对于“中国”的一个象征、一个隐喻。但黄灯显然并未投诸太隆重的升华意义，她笔下所书写的，都是她有血缘关系或姻缘关系的亲人，婆婆继父，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侄子侄女等等，一张张无比真实的、却又在这个国家的土地上被模糊化的面孔。这当然是一些零散的个案，但在她眼中，个案也是不失其意义的。“书写亲人的悲伤，就是书写更多和亲人一样的人的悲伤。”于是那些依然在土地上为生存奔走的亲人，在她笔下，不是被省察和批判的对象，而成为一个与己身血肉相连的存在，一种情感联结的共同体。
当然，黄灯也意识到，这种书写天生是带有困境的，她不是“三农”专家，也不是一个力量强大的行动主义者，无法给出能够立刻践行的解决方案。她只能作为一个经验史的书写者，代为那些“天聋地哑”的乡村和亲人发出一些声音，在他们被生活的泡沫彻底冲刷干净以前，留下一些痕迹，追问中国村庄的去路与来向，同时也袒露、梳理自己作为一个由农村进入城市的知识分子的个人经验和内心困惑。她总是说，自己是有立场的人。坚硬的立场中，却是柔软的不忍与不舍。
壹
“我们还有很多亲人在农村”
对于去年年初《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引发的热议，黄灯曾进行过一番传播学意义上的思考——“到底是谁在关注和产生共鸣？”
她首先想到的，便是像自己的丈夫那样的人，他们通过读书跳出农门，改变命运，却无法脱离与家庭和依然在农村的亲人们的联系。“有些人在城市过得很好，却对自己身后的群体忽视了，（文章）提醒他们是不是该往回看一眼，我们身边还是有很多亲人在农村里过那样的生活，和我们并不是完全没有关系。”
黄灯和丈夫杨胜刚是博士同学，两个人都学的是“风花雪月”的文学。在黄灯眼中，丈夫是个忧郁又不乏小资情调的人。小资，来源于他的天性和一直没有中断过的读书学术生涯；忧郁，则来自原生家庭留给他的阴影。作为全家学历最高、如今工作生活最稳定的人，这个传统、本分、木讷的男子一直义不容辞地回报、反馈着家庭，但黄灯也能感受到，这给他压抑的沉重和血肉相连的痛楚。
丈夫出生在丰三村，行政上隶属湖北省孝感市孝昌县丰山镇。他是这个庞大又贫寒的家庭的遗腹子（上面有四个姐姐一个哥哥，下面有继父所生妹妹），虽然生活艰难，但从小成绩优异，让整个家庭欢喜异常，倾全家之力供他读书，他也不负众望，于1990年考上华中师范大学。在那个年代的中国，读书是农村人实现阶层流动的最佳通道，只要考上大学，就意味着身份的彻底改变，意味着时代为农局面的终结，意味着进入体制、获得吃皇粮的干部身份。后来，丈夫一路读了硕士、博士，留校任教，进入了社会的精英阶层。
但在他背后，是一个农村家庭的漫长挣扎，直到现在还未曾安顿。在北京包工的四姐、四姐夫被拖欠工程款，不仅他们自己的生活由小康陷入困顿，也使得跟随他们打工的哥哥、嫂子的十年工钱付之东流；三姐、二姐先后去世，小妹不明原因地出家。而下一代，曾经的留守儿童长大后，成为没有附着的“农二代”，外出打工的孩子四处辗转，无法逃脱成为富士康等公司枯燥流水线上的一枚螺丝钉的命运；读书考学的孩子虽然相对平顺，但时移事转，房价高企，他们已无法复制丈夫那样以读书彻底改变命运、通过个人奋斗在城市立足的人生。
丈夫像一条运气很好的鱼，通过个人努力，游出了这个令人绝望的家庭，但黄灯知道，这种逃脱的幸运无法给逃脱者带来发自内心的快乐。他的性格中有原生家庭和成长背景塑造出的某种逃避成分，却逃避不了出身，逃避不了“现实”所给予的真实负担，而这种负担——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经济的——也常常传导至黄灯这里。一次次的经济支援，给这个并不十分富裕的、同样要供房养娃的知识分子家庭带来不小的压力。作为妻子，黄灯有时甚至会产生“深不见底的绝望感”，但作为理智的知识分子，她又难以回避一个基本事实：若连他们都对乡村亲人们遭受的痛苦视而不见，那还有谁会伸出援手？
黄灯自“认为是个很有“身份观念”的人，向来持有比较传统的价值观，“我接纳了我的丈夫，我也要接纳这个家庭，它实在是没办法。人还是应该要有担当。他们家培养一个人不容易，如果不让他回馈他们家，你不就是剥夺了他们家的权利吗？”在这一点上，她很理解并认同丈夫。
而之于她的观察和学术而言，儿媳这个身份显得刚刚好，既能以一个介入者的身份参与进一个外省农家的日常经验，目睹他们在社会转型、城乡碰撞中的诸种挣扎，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拉开距离，让她完成自己富有学理性的观察和书写，让“大地上的亲人”有进入历史叙述的可能，尽管，在时间的长河和所有令人焦头烂额的都市生活中，可能只是不被人注意的一瞬。
贰
从学术进入经验
丈夫杨胜刚在为《大地上的亲人》所作的后记中说，尽管此书的出场貌似偶然，但其实，黄灯多年来一直关注着乡村话题。
她产生这种关注，也非偶然。和丈夫较为平顺的求学经历相比，黄灯自己的经历却显得有些“大起大落”。她出生于湖南汨罗三江乡凤形村，长在长乐镇隘口村的外婆家，因父亲的一份教师公职，一家人在八十年代转成了城镇户口。1995年，她考上一所专科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岳阳市一家有4000多职工的国营纺织工厂，在行政、文秘、出纳、组织干事等各种岗位上待过。1997年国企改革，减员增效，她被下到车间，当了一段时间一线工人。第二年，厂子效益不好，她成为了当时众多的下岗人员之一。为了找一条出路，她决定考研。这个想法改变了她后来的人生轨迹，从小热爱文学的她先后考上了武汉大学中文系的硕士和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博士。在学院的高深和宁静中，她一次次感激命运让自己逃脱了“下岗工人”的厄运，等待她的将是繁花似锦的前程，只要拿到学位、顺利毕业，人生就会驶入早已预设好的轨迹，从此永远地远离“底层”，远离辛酸和泪水。
过年时，黄灯和妈妈家人的团聚
然而一切并不如想象中那般严丝合缝，学院的围墙、学术的幻觉始终无法阻隔和亲人关联的事实。在广州，和她分享同一座城市的空气、却遭遇完全不同境遇的，是许许多多从湖南家乡南下打工的亲人，其中，就有她的叔叔和堂弟妹们。他们窝在白云区一个叫做“塘厦”的城中村，尽管离黄灯的学校并不远，但缘于某种心理隔离，她一直到2005年才第一次进入。那里，脏乱的街道，难闻的气味，逼仄的生活空间，滋生着赌博、吸毒、色情、凶杀的犯罪土壤，构成她最初的观感，也成为她在后来的写作过程中始终萦绕的难忘场景。这些在城乡夹缝中穿梭、艰苦讨着生计的亲人，被城市迷眩，也被城市碾压。从那一刻起，她意识到，农村在当代中国并非仅仅作为乡愁的载体，在相当的程度上也成为了“问题的载体”。
在此之前，黄灯一直在学院里撰写着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论文，如同任何一个在书斋里长久埋头的学者。刺骨的现实，让她抬头举目四望，提起笔来，尝试再现一些属于个人经验的东西。“写作过程中，我发现我读书的经历没法进入记忆，但在工厂打工的经验，就像钉子钉进自己的肉一样，深入骨髓。去反思亲人时，想和他们说话，想把他们拉到前台来，让人们看看他们过的是什么日子，那种愿望特别强烈。”回想起来，她觉得自己也大概是那个时候，开始慢慢有了“立场”。
从2006年开始，黄灯陆陆续续地对自己凤形村、隘口村的亲人做了一些访谈，一部分在广州塘厦，一部分在湖南汨罗家乡，还有一些在深圳、东莞。后来随着婚姻关系的形成，又加入了对丈夫故乡丰三村亲人的访谈。这些访谈从各个侧面上，汇聚成了一部拥有相当典型性的当代农村家族口述史。《大地上的亲人》一书中，便糅杂了这许多的形成于不同时间的不同文体，并浸润了丰富的情感因素，这使得它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作品，也不是一部单纯的文学作品。
对于黄灯这样经受过标准严格学术训练的人来说，这种写作显得既熟悉又陌生，因为始终会伴随着知识和经验的、“挂空的学术”和真实生活的对立与对抗。“在现在的学术谱系里面，你自己的个人经验能否成为做学理的基础，是得不到学术界认可的，或者产生很大质疑的。因为个人经验是很偶然的东西，说服力不够。”她亲自参与的乡村经验、最熟悉的亲人的视角，在她的观照中到底处于怎样的地位，这是她最矛盾的地方。另一方面，真正写下这些文字时，她也纠结了很久，毕竟会涉及到一些家庭的隐私——将伤疤再度揭开，是痛苦的。
但她坚信一点，亲人们的命运是和时代有关的，且因果关系十分明显。“我把我眼中的真实状况写出来，哪怕是个案，哪怕有一些感性东西，但只要是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他们各自的角度都是应该尊重的，都应该有它的价值。”相比知识影响了立场，生活经验让她获得的是理论和现实对接的能力。怎样回答“如何面对亲人”这个问题，才是她一直追问并尝试回答的问题。
叁
重建和亲人的文化关系
湖北的丰三村，湖南的凤形村、隘口村，三个和黄灯的人生密切相关的村子，也是她在书中作为观照对象的全部亲人的所在地。
三个村子有很多相似的印记，土地的荒芜，异乡打工的艰辛，“农二代”身份的尴尬，乡村教育的荒废，阶层流动途径的狭窄，代际命运轮回的绝望，都成为了最突出最普遍的问题，仿佛也在各自不同的程度上印证了城市人从社交媒体上归结出的乡村凋敝、价值失范的判断。然而下一个判断是容易的，困难的是如何面对和解决问题，以及被这些问题缠绕的每一个活在土地上的亲人。
从物理上，乡村和城市有着向曾未有的最通达的路径，但也悬隔着最遥远的距离。如四姐和四姐夫秉持着乡村“熟人社会”的逻辑，却被都市“陌生人社会”的逻辑所欺，欠下巨额债务，连累三个女儿拼命挣钱来还；如为数不少的外出打工的后代们，很小的年纪便离开乡土，在城市里打拼、挣钱，也上当、受骗，被流水线榨干了劳动力和青春，却无法获得城市的认可和身份。城乡二元对立的尖锐，让黄灯看到，构成困境的原因不是场域的差异，而是亲人们共同的身份。“在城市的粗声大气面前，村庄卑微到尘埃里，卑微长在亲人的骨血里，他们因为也卑微到尘埃里。”
黄灯家凤形村废弃的房子
当然也有相对成功的案例——乡村有着比理论更加复杂的面影，这也是黄灯将三个村庄对照来书写的、并尝试给出方案和结论的目的之一。丰三村隐忍而本分，代表了中国农民中沉默的大多数，而凤形村尤其是隘口村的亲人们，天生有着湖南人的血性，不安分，多了一份拥抱变动的热切，也因靠近城市有着更好的经济基础。有个别亲人，甚至靠自己的奋斗，在大城市过上了不错的生活。虽然是极少数。
然而对于这两个村子来说，更大的威胁是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侵袭。“现在的乡村是敞开的，好的可以来，坏的也可以来，而且坏的东西更容易登陆，渗入村庄破坏肌体。”在黄灯的记忆中，2006年的隘口村“像个疯子”，人们疯狂参与进赌博，“一条街的人都在谈论买码（六合彩）”，幻想一夜暴富。毒品也在农村疯狂泛滥开来，使不少家庭濒临崩溃。乡村传统的价值观，面对外来的冲击毫无抵抗力，在组织溃散之后，扭曲为毒瘤。
村子里的标语
社会学家的乡村田野调查往往从经济层面入手，但当亲眼目睹了金钱致幻剂所制造的晕迷的闹剧后，黄灯开始思索从文化层面去寻找和亲人的关系、重建一种“有意义”的乡村生活的可能。给她以部分信心的，是经历了大疯狂之后、在疲软中逐渐开启自我修复机制的隘口村，在政府的主持下建设的公共空间，并从悠久丰厚的历史传统中挖掘重建了文化生活，聚拢了曾经被金钱隔离分散的人际关系。“所谓乡村文化复兴重建，还要是从内部找东西，外在的植入是很有限的，不是知识分子用理念去教他们怎么做，一定要和其历史传统联系在一起，才有生命力。”
这当然并不作为最终且唯一的结论。黄灯尝试与同呼吸共命运的亲人建构一种文化关系，希求在乡村内部建构价值观共同体，但如她所铺陈的三个村庄的图景，她领悟到，现代化转型中的乡村有多重面相，生活的边界模糊不清，“现实的复杂远远高出理论的简洁”。如何关注、接纳他们依然任重道远、错综复杂，但对于一种坦诚的呈现式书写而言，已经足够明晰——如杨胜刚所言，在这个看似繁华的时代景观背后，有一群卑微的群体依然在艰难挣扎，他们以农民的身份构成了社会的基本底色。
肆
时代之痛下的血缘亲情
同样是在去年过年期间，和《乡村图景》一文差不多时间，有则令人苦涩的新闻。一个生活优裕的上海女孩，跟随江西男友回农村老家过年，却被形容粗陋的年夜饭震惊到，最后选择落荒而逃。这则新闻虽然后来被证明是假的，但却作为“江西年夜饭事件”，以代表性事件的形式被进入讨论。众多网友站在力挺女孩的一方，谴责其男友家的穷，得出“凤凰男不能嫁”的粗暴结论。这是与乡土并未完全脱离开关系的当代中国的一根痛楚的刺。
黄灯说自己能够理解这个女孩，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摆在女孩面前，她会很难接受，这也是人之常情。“如果我有一个女儿是这种情况，我也很难过。但她若觉得（和男友）有很好的精神沟通，很相爱，我也会支持。”然而，症结在于，“我们必须要追问一个问题，一个农村出来的男孩子那么好，那么有出息，凭什么就要在阶层固化的社会里处于被谴责的境地？仅仅是因为他的身份？这是需要反思的，这不是他们本身有错，是社会出了问题。”
黄灯认为，“凤凰男”的说法是伴随着房价涨起来之后出现的。她和丈夫结婚的时候，并无类似说法，也不作为一个贬义词出现——这并不因为那时的人们比现在的更加理想主义，而是那时的时代和社会尚未被所谓“现实”如此激烈地捆绑。她自己选择丈夫作为终身伴侣时并未计较他的家庭状况，她的很多女同学也找了农村出身的丈夫，因为当时能读到博士出路肯定不会太差，况且相互之间有着很好的精神交流。“以前读书有出息的农村男孩子是最优秀的人才，都被城里女孩子抢走了。”
但房价高企之后，仅仅念了大学，凭借个人奋斗，在大城市买房安家，已成为海市蜃楼般的梦想。家庭的雄厚支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突显出其重要性。黄灯和她的丈夫赶上了房价飙升前获得安定生活的机会，但他们家乡的下一代、那些同样辛辛苦苦读书考学的侄子侄女们被时代的快车抛在了身后，在大城市里过着毫无安全感的生活，还要被贴上“凤凰男”“凤凰女”的标签。
随着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化、并且眼能看见的读书路子越来越窄，曾经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念书的农村家长们渐渐也松弛下来，“能读就读，不能读更好，早点出去打工，挣钱结婚生孩子，更实惠”。“这是生活教给他们的”，黄灯有些无奈。她和丈夫博士毕业多年，作为知识分子，并未过上亲人们想象中“发家致富”的生活，甚至收入还不如一些在外打工的人。这让他们对家庭的回馈支持有限，也让乡人们对所谓读书升学高学历也变得不多么热切。
但好在缘于一种最为传统的家族价值观，血缘带来的援助和温情，还在支持着每一个农村家庭尽可能平稳地继续下去，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情感上。这是一种传统的家庭互助关系，一种情感共同体。当黄灯进行这一次书写时，亲人们纷纷聚拢过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尤其是她的几个打工或读书的堂弟，甚至争先恐后地主动讲述。“他们很可爱，有一种自己进入了历史的感觉。”她依然能感受到一种来自生命的活力，这会成为修复村庄的源泉。“一个地方只要有人，就有希望。”
“我们说‘先富带后富’，现在‘先富’尘埃落定了，巨大的‘后富’还在那里，留下的那些人就是你的亲人。我们怎么面对和接纳他们？我的立场是反资本的，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必然会有这样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特别残酷，不能说只要一个阶层过得很好，其他阶层受苦、掉眼泪，我们就可以闭着眼睛不看到。我们做不到。我没有能力为他们做更多，只能为他们写出来，这都是和自己有关的。”
尽管说不清存在多大可能，但黄灯希望她的亲人们早日能过上一种有意义的生活，至少保证生活平稳，内心安定，不张皇失措。而对于从乡村进入城市的人来说，在享受城市文明的同时，不背叛自己的出身，不忘记那些依然在大地上奔走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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